在AI技术狂飙突进的今天，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用数据衡量一切——从个人喜好到政治倾向，从广告投放到司法判决。然而，哈佛大学历史与法学教授、《纽约客》特约撰稿人Jill Lepore在其新书《人工状态的兴衰》（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rtificial State）中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：这种系统性量化正在将人类扁平化，催生一种由私人跨国公司主导的“人工状态”，而真正的民主与自由正面临被侵蚀的危机。这期AI新闻将带你深入这场关于技术、政治与人性未来的思想交锋。
什么是“人工状态”？——国家功能的私有化
Lepore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：“人工状态”（Artificial State）。她认为，这是对传统自由民族国家（liberal nation-state）的替代——一种宪法民主政体，其中言论自由、公共讨论和公民权利是国家体验的核心。然而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硅谷文化的崛起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功能被私人跨国公司接管。最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的“公共广场”：人们获取投票信息、了解世界动态、做出决策和行使公民权利的空间，如今几乎完全被私有化，由少数科技巨头掌控。
这些平台的首要目标不再是自由表达和民主协商，而是注意力与愤怒的变现。Lepore指出，从X（原Twitter）到Facebook再到TikTok，所有公共话语平台如今都充斥着大量机器人账号——其数量远超人类用户。这些机器人由企业、国家行为体、非国家行为体、犯罪分子甚至恐怖分子操控，他们各自怀揣着特殊目的和金融利益。当真实的人类声音被淹没在算法与bot的洪流中，自由民主的根基便开始动摇。
这种“人工状态”并非突然降临，而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技术演进逐步形成的。Lepore的洞察力在于，她将目光从当下的AI热潮回溯到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，揭示了量化思维如何从古老的统计工具演变为现代政治操控的利器。
量化测量的历史陷阱：从人口普查到微目标营销
《人工状态的兴衰》开篇就追溯了人类对“量化”的执念——从数千年前第一次尝试人口普查，到1930年代现代政治民意调查的发明。Lepore认为，这些测量行为本身并非邪恶，但当我们开始将人类复杂的情感、需求和权利简化为数据点时，危险就悄然降临。
然而，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。那是一个计算机变得个人化的时代，也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硅谷文化开始成型的时代。正是在那个年代，计算机辅助的“目标定位”和“微目标营销”真正成为可能，且变得司空见惯——不仅用于广告，也用于政治竞选。Lepore与主持人Nilay Patel在访谈中反复讨论了这个时期，她认为这是“人工状态”的加速器，而80年代的文化构建了此后几十年科技与权力的共生关系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Lepore并非完全否定互联网。事实上，互联网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访问，让像我这样的媒体从业者以及《The Verge》这样的新兴媒体得以诞生。但Lepore的系统思维让她看到，权力体系总是能够迅速适应新技术，并利用这些技术来巩固自身。例如，政治运动中的微目标营销——根据选民的心理画像推送定制化信息——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操控，它削弱了公共辩论的广度与深度。
与此同时，随着大模型训练的快速发展，AI能够更精准地分析用户行为，这使得微目标甚至不需要人类干预就能自动迭代。这种技术演进与“人工状态”的扩张形成了可怕的共振。
硅谷文化如何塑造“人工状态”？——从理想主义到霸权
Lepore在书中对硅谷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。她指出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个人计算机文化，表面上打着“解放个人”的口号，实则催生了新的权力集中。那些亿万富翁科技领袖——如乔布斯、盖茨、扎克伯格、马斯克——不仅改变了产品，更改变了我们对“国家”本身的想象。他们认为政府是低效的，而市场是高效的，因此主张用技术方案替代公共治理。
这种“技术解决主义”直接导致了“人工状态”的成型：私人公司开始承担原本属于国家的职能，比如言论监管（平台内容审核）、身份验证（数字ID）、甚至执法（算法判断欺诈）。这些公司拥有比许多国家更庞大的数据资源，它们的行为不再仅仅受限于股东利益，而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数以亿计公民的日常生活与政治选择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些公司自身也沦为某种“国家行为体”。例如，一些平台被指控通过算法干预选举，而另一些则被用于散布虚假信息。Lepore认为，当这些私人实体拥有超越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权力时，传统的民主制衡机制便失效了。
当然，这种趋势并非没有阻力。近年来，全球范围内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呼声日益高涨，欧盟的《数字服务法案》和美国的反垄断调查都是例证。但Lepore在访谈中坦承，她希望写一本“有点暴躁的书”，而她的悲观并非毫无根据，因为科技巨头的力量已经深度嵌入经济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
面对这种局面，我们是否只能束手无策？Lepore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：希望恰恰来自公众对AI的反弹。
对AI反弹为何至关重要？——大学生嘘声背后的民主力量
在访谈的后半部分，Lepore谈到了她看到的希望。她特别提到一个场景：在大学毕业典礼上，学生们对AI公司CEO的演讲报以嘘声。在Lepore看来，这种看似不礼貌的行为，恰恰是民主健康的表现。
“当公民群体——尤其是年轻人——开始对科技巨头的不当行为表达愤怒时，这意味着他们仍然相信公共空间的存在，相信民主表达的力量。”Lepore说。这种反弹不仅是针对AI技术本身，更是针对“人工状态”的蔓延。她认为，如果我们放任“人工状态”继续扩张，最终将失去宪法民主所保障的一切权利。
那么，什么是有效的反弹？Lepore并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，但她的分析暗示了多个方向：首先是公众意识的觉醒，即认识到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，它背后总是带有设计者的价值观和利益考量。其次，制度层面的制衡——比如更严格的隐私保护法、算法透明度要求、以及反垄断执法。最后，公民自身的行动——包括拒绝使用某些平台、参与公共讨论、以及支持那些真正关注民主价值的科技公司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反弹也体现在学术界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AI伦理，而科技前沿的研究人员也在开发更透明、更可解释的算法。AI动态显示，近年来关于AI偏见、隐私侵犯和就业替代的讨论显著增加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积极信号。
未来之路：在“人工状态”与民主之间寻找平衡
Lepore的《人工状态的兴衰》虽然充满了对技术悲观主义的基调，但她并非反对技术本身。她反对的是那种将人类简化为数据、将公共事务委托给私人公司的思维方式。在书的结尾，她呼吁重新建立一种“公民与技术的关系”——不是臣服，也不是排斥，而是批判性参与。
这种参与需要从教育开始。Lepore指出，今天的年轻人从小就被训练成“数字原住民”，但他们很少被教导如何理解算法背后的政治经济学。因此，她认为学校应该加强对媒体素养和公民技术的教育。同时，记者和媒体从业者也负有责任：他们需要更深入地报道科技公司的运作方式，而不是仅仅报道产品发布。
在政策层面，Lepore支持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分拆，并建立新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。例如，她曾提出过“公共云”的设想——由政府运营的、非盈利的云计算服务，作为私有平台的替代方案。这些想法或许听起来激进，但在“人工状态”日益膨胀的今天，它们值得认真讨论。
如果你对这场辩论感兴趣，不妨试试AI工具导航，那里汇聚了各种前沿工具，或许能帮你更好地理解技术如何运作。另外，AI诗词等创意工具也展示了AI的另一面——它可以是辅助人类表达的工具，而非统治人类的机器。
最后，Lepore在访谈中承认，她与主持人之间存在分歧：主持人认为互联网确实带来了民主化访问，而Lepore则更强调这些成就的虚幻性。但两人一致同意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行动。正如Lepore所言：“我们不是在讨论技术的未来，而是在讨论民主的未来。”
而这，正是这期AI新闻最想传达的核心信息。